过年

马上要到旧历新年了。这些年越老越怀念儿时过年的快乐日子，那些日子愈来愈遥远，但记忆却愈来愈强烈。大年三十全家吃团圆年饭，一年最好吃的东西都留在这一天，象征团圆丸子与全家福，又好看又好吃。吃了饭就与朋友们一起放编炮、打牌，守岁到凌晨。大年初一起来穿上新衣新鞋，从枕头底下拿出得的红包。然后就是吃不完的好东西，炸翻角、炒红薯片、兰花豆、炒瓜子、炒花生。过年油炸的东西特别多，尤其喜欢吃花生，几乎每年都会吃积了食，打馊嗝，严重地会拉肚子。

说起过年的事，那些回老家过年的快乐时光更是特别。出生在城市的“洋可西”，对乡下的一切都是新鲜好奇。在老家跟着表哥到处跑，连准备年货的农活都是那么新鲜有趣。用蒸熟的糯米放在石臼舂糍粑，用炮软的米和豆磨成浆摊豆丝，磨豆浆做豆腐再吃一碗刚成的豆腐脑，抽干池塘逮鱼摸莲藕，看屠夫杀猪分肉，一切一切都热闹、新鲜、有趣，让你可以站在那里看很久。而临近新年，家家门上会贴出喜庆的春联，在镇里中学教书的舅舅每年总要花两三天时间，为全湾（村）的人家撰写挥毫。

新年的头天街坊邻居互相问候拜年，这是本家。一个湾里家家同姓，同在一个族谱上，因此都是兄弟姐妹伯父母叔婶爹婆。但是辈份绝对不能看年龄，我那时十四岁，居然要称呼前排邻居的一位六十岁老太太为嫂嫂，而她十岁的孙子要叫我幺爹。四旧在文革期间破的十分彻底，乡下人连小孩子也不磕头，叫一声就可领谢红包。

再下来几天就去拜母亲娘家以及姑舅亲戚，我们来自远方，会在较亲近的亲戚家里住三五天。较远的亲戚和好友戚就过一下，或者吃顿饭再走。进门送上年礼，多是糍粑等自己的土产，受的招待也是煲的肉汤煮年糕。跟着母亲走街串巷，我看着学着，在一大碗肉中只吃掉上面的蛋饺或一两块糍粑，也许还吃块肉，就搁下碗筷说吃好了，连声道谢，坐一回儿拉拉家常，就去拜访另一家。

大宴小餐不知去了多少，酒席上总有一两个活宝给大家劝酒。那真是有本事，劝酒的话说的十分漂亮，头头是道，令你无法拒绝。那时候食物珍贵，你是不敢浪费的，倒了就得喝。你要扣起酒杯，他往碗底里倒；藏起酒杯，他往你的饭碗里倒。最后发现还是让他斟在杯中，放在那里慢慢磨，才算可以不醉地熬过了这场席。

年轻人漫漫长日难消磨，于是赌了起来。坐庄的用茶杯扣在一个小盘子上，里面是两个骰子，摇几摇，揭开茶杯，看是双数还是单数来决定输赢。手里没钱，放几毛钱，输完拉倒。玩着玩着，突然外面喊了起来，所有的人都象惊慌的兔子，东藏西躲，忙忙将手中的钱乱塞一气，以表明自己不是赌徒。原来湾里查赌的人来了，他们见钱就没收，你一夜辛苦，均付诸东流。赌博是被禁止的，但管事的在过年其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碰上输了心里又不服气的人去举报，你就倒霉了。一但抓住，无论本利均没收。钱是小事，弄不好还要蹲牢房。

乡下的土屋不高，房檐搭个梯子就够的着，到晚上能连里面的睡觉的麻雀一窝端，那种获得的心境是多么让人满足。又记得在舅舅家骑了一次牛，听说是一头年龄小的牛，就放心地让表哥抱到牛背上。在牛背上往下看，惊叹这庞大的身躯能在窄窄的田梗上平稳地走动，底下只有它前面的两只蹄子交错在田梗上。水牛本是走路慢腾腾地，但它也许是不高兴有个生人骑在上面，过了一会出人意料地慢跑起来。我坐在上面，牛肚子圆滚滚的，牛背宽大平坦，不能象骑马那样两腿夹着，水牛身上毛稀少无法抓住，只能两手揪它脊背突出的地方任它颠，终于颠的无法保持平衡摔了下来，惹的两位表哥哈哈大笑。

很羡慕表哥养了一群鸽子，整日着迷与它们漂亮的羽毛，觅食和示威转悠的咕咕声，和它们飞在天上的哨声，他们终于答应临走时送我一对。姨妈家堂屋靠近大门有一个鸡笼，养了二十多只母鸡，最高兴的是听到下蛋后的叫声，到笼子顶上的窝里去捡蛋，握在手里热呼呼的。还记得刚到的那里的头几天黄昏，这些胆小的鸡婆们怕生，只要我坐在堂屋里，她们就要探头探脑地不敢进来，在门外磨蹭很久。我耐心地坐着不动，带着心里的笑观察着，直到黑暗将她们推进笼子里。

乡下老鼠多，庄稼人不知是慈善还是不见怪，任由它们白天蹿出来吃米缸旁洒出来的粮食。于是我架上老鼠夹子，一天就轻易地逮了好几个大家伙，它们远没有城市里的同类精明。表哥还想出一个坏招，把一只还活着老鼠后面塞上黄豆缝好放走，说是它会后面涨的不行乱咬它们自己。在姨妈家与年长三岁的表哥睡在一个被窝，那时他正值青春骚动，整天盼着讨媳妇，脑子里一堆黄色笑话。

过了年，到了十五吃了元宵看了舞龙灯，赖在乡下还是不想回西安，好玩的东西太多，太让人留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