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师

十一月中旬闻知在国内研究生导师过世，想写点东西纪念一下。回想起当年考上应用数学研究生的时候，由于指导老师的变动，从模糊数学专业转到导师底下的经济数学专业。当时的专业变动倒是令人十分兴奋，因为当时一心想从事的专业就是应用，而经济更是十分具体的应用领域。后来证明，这个跨文科的专业十分适合我的胃口，正好可以满足自己的一些文科方面的爱好。另外，转到这个专业真是十分幸运，读书三年其间，正好赶上了当时在国内刚刚兴起的学习西方经济潮。当时虽然拨乱反正了，但国家的经济落后，需要发展。国家有需求，学者也在寻求改善国家经济的指导思想。学校在当时校长的红伞下，收集了一大批人才，有两位西方经济正宗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，导师是其中之一。

导师是美国伊利诺大学的经济学博士，搞计量经济的，是2007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赫尔维茨的学生。赫尔维茨早年为躲避对犹太人的迫害来美，是个和善实际的老头，操一口浓重的俄国口音。八四年来国内讲学时曾见过他，为自己的论文问题请教过他，去年过世。导师五十年代初回国后，由于政治环境不佳，近三十年基本上没有发挥专业特长，学术研究更是没有环境，只在应用统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。现在环境松动，虽然还只是停留在单纯学术上有批判地学习西方经济，但在学校宽松的环境中已经十分难得了。到了1980年代初，国家在北京搞了几次经济研讨会，邀请美国的前沿经济学家来中国介绍美国经济，这其中有宾西法尼亚大学研究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克莱因、普林斯顿大学搞动态模型的邹至庄、还有其他几位美籍华人经济学教授。在这些研讨会上，导师的翻译即专业又恰当，十分受欢迎，后来给我们代过课的中科院系统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如是说。此人十分傲慢，但对导师却是十分尊敬，因为导师的学者风范令众人折服。

学习李正道项目的经验，国家教育部决定邀请这些美国学者合作，在国内挑选一些学生到美国去留学，学习西方经济。过程是考统计和英文托福，然后由邹至庄教授以这个中美合作组织的名义推荐到各学校。国家经济困难，没有资金来源，学生是以自费公派，学费只有靠各申请学校的助学金。因为托福成绩不理想，没有从推荐的学校拿到助学金，幸好自己另申请了一所学校，录取并给了一些助学金，加上派出学校的经济担保才得以拿到签证。当时是到北京去，住在二外招待所，护照和签证由教育部派人集体办的，自己连领馆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就这样，我来到了美国求学。

国内读研究生的三年，课程并不重。八十年代初，大家还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课程设置不全，老师欠缺，教材不足。基本上在数学方面是靠数学系的老师讲课，理论抽象，完全是数学理论在另一些理论方面的应用，离我想象的经济应用数学相去很远。事实上，才从书本出来的学生，也就是能在读些书。经济方面的反而因背景不熟悉读不懂，有数学公式的能知所云。经济方面的老师则是靠请客座教授，有中科院的和社科院的研究员、其他学校的讲师、以及美国来的教授。因为他们各讲自己的专长，因此也不系统，比较零碎。好在我们不是国内学校的正统经济，没有将时间浪费在艰涩难懂的资本论上。

导师开了他的一门计量经济课，但他常常不在，我们基本上是自学。他既要忙外面的事情，也要花时间做学问，还有许多行政方面的事情。好在大学其间已经培养了自学能力，能读进去他指定的书。不过我的悟性较差，英文也吃力，最主要的是没有项目做的情况下，不觉得学什么东西有劲。直到要做论文时，选中了消费者理论方面，才好好将当时最前沿完美的消费者模型好好研究了一番，并利用在北京实习的方便，到国家统计局拿到了数据，计算了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消费需求模型。由于当时没有住房市场，这个模型是特别考虑了住房为配给品的条件需求模型。

因为没有什么课，大多时间是自学，也不象大学其间，没人管我们的作息时间，没人管我们的政治教育。正所以这样，研究生时的生活十分惬意。晚上长长读英文小说到深夜，早晨起的很晚。记得总是食堂关了门，不得不骑着自行车到离宿舍很远的饭馆去吃早饭。最最遗憾的是这段时间没有好好谈恋爱，好好锻炼身体，练一两项球类运动。清清松松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就发福了，那时是自己最虚胖的时候。每天中午满满一大碗米饭，一荤一素，吃得饱饱的，然后睡个午间觉。下午读点书，晚饭后在青年园散步，不胖能行？

感到最幸运的是，导师开明、放任，让我们凭着自己的兴趣发展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的确，一个人到了有自学能力的时候，从导师身上主要地不是学书本上的知识，而是学做学问的方法，学治学研究的精神，接触外界、接触新事物。导师在这方面做的很好，他从外面请来的学者对我们都有终身的影响。而他对学生出国从来都是绝对支持的，没有任何表示要我们留在学校，或留在他身边，早年他所带出的大多数学生都出了国。

我生性寡言少语，不会交往处事，更不会讨好人，对上级长辈尤其如此，不知道的人说我缺乏热情，不懂礼数。因此，与导师关系不近。有一件事情说明，我对他的了解是多么少。1999年回国在武汉时，听说他患了丙型肝炎，带了一盒从这里带回去的巧可力去同济医院看望他，他很高兴，说都知道他爱吃巧可力。其实我一点不知道，只不过是带去的东西刚好碰对了。那次当我看到他躺在那么简单的病床上，四壁空荡的白墙，周围空无一人，不禁一阵心酸。但是他抗过来了，两年后他80岁还是网球场上的健将。2001年回校给他庆生时，我答应愿意晚上一起来打网球，结果我太差了，要么接不住球，要么打过去飞到场外，一会儿就满头大汗。而他不慌不忙在场上挥球自如，轻松地象玩电子游戏一样。

导师也是个不善言辞的学者，我记得他常常以“是呀”开头，其实并不是接谁的话头。我与他单独在一起时也有几次，但不记得说过的话了，大概是学术上的事情。他十分谦和，有君子风度，但丝毫没有架子。师兄在悼词里称他为圣人，似乎也不为过，你找不出他有什么缺点。当然我知道的太少，说不出多少。来美后少有交流，主要是毕业后我没在学术界。对我来说，如果没有学术方面的题目，就没什么话题了。记得2001年办他的庆生研讨会时，他在我的讲座前坐了十分钟，大概知道了我工作的领域。

我曾有个同事，密执根大学经济学博士，她十分爱好订阅，几个主要的经济学季刊都有，虽然年岁高了，根本不怎么看，但是有享受减免所得税的好处。年纪大了考虑退休，要处理自己的经济学期刊。我说服他捐献给母校经济学院，她欣然同意，花了大量的费用将十几年的刊物邮寄过去，并且每两年续寄。我想，这些刊物给母校图书馆增色不少，也算是我的一份贡献。当年回国给导师说到此事，他十分高兴，说要在图书馆单列一个书架，以我同事的名字命名。前两年问学校回答说不必寄了，还多少有点失望。回头一想，大约读者也不多了，也多少与导师的退休不再管事有关。我想，他要是管事情，绝对不会拒绝这些赠送的刊物。

得到他过世的消息，离追悼会的时间只有四天，同许多在海外的同学一样，没能回国参加他的追悼会。领头的大师兄去了，在遗体前磕了三个响头，众人暗暗纳罕，可见感情之深。这位大师兄待师如父，导师十分喜欢他。他也确实能干，不仅会做学问，也能说会道，活动能力十分强。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，遨游自如。我想，学术界也需要这样的人，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，也给学校带来了收益，给知识分子们带来好处，给他从事的学科带来社会影响，受到了重视，从而更能发展这个学科，真正有影响并对国家富强出力。否则，如果大家都是象我这样的书呆子气，不会搞人际关系，没有钱难做成事情，学到的东西也无处使。他牵头做了不少事情，酬资给导师送生日礼物，出文集纪念导师、成立以导师命名的基金会等等。

从学术上来讲，我也许是一个令他失望的学生，比起其他师兄弟，我没有论文发表，没有出书，我是在政府里做的应用工作。我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者，没有任何官职，没有母校欣赏的漂亮头衔。我的简历不会对我的母校有任何增光。所以，我自惭形秽，只愿将这篇回忆的文章登在自己的博客站上，以飨怀念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