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学

初中时班主任是马兰英，她是随军家属，听同学说她丈夫是营级干部，陕西兰田人，教中文，天生嗓音高亮，能镇得住任何调皮的学生，普通话带着浓重的蓝田口音。念课文时很有趣，起始的标题和第一句攒足了劲，念出的是很标准普通话，但很快就转了调，然后是陕西话一直走了下去。我因为作文不错，又常能解释古文字句，颇受她的喜欢。记得每次作文后边总有到令人十分高兴满足的阅后评语，从而更喜欢下次往更好地写。也还记得自己的作文有时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念，那种自己就是标准的自豪感无法形容。在哪个黑暗的岁月里，受到老师的器重和赏识，是自己在家庭以外唯一的快乐。受她的赏识，先做了一个学期的组长，后任宣传委员，搞宣传工作。这倒是用到了自己的长处，因为撰文、写字、设计、装祯、题图，可以一个人将班上的黑板报包了。

记得很清楚有两次马老师找我谈话。一次是班里发展了第一批共青团员。其实那时并没有想要什么荣誉或奖励，只是觉得在为老师赏识好好干工作，也按老师的指导到了十四岁时写了入团申请书。她找我单独谈话，说因为我家庭成分不好，不能第一批入团，希望我能明白。第二次是听说我要转学到秦川子校，课后让我去她办公室一趟。如今我已忘记她具体说的什么，但两个内容还模糊记得。一是感觉到她对我离开八十六中很遗憾，因为下面发展的第二团员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。二是说住在姐姐家要注意与姐姐家里人搞好关系。多少年后想起来，转学是姐姐为我将来的长远打算，已经是定数，自己从来就没想打退堂鼓，也没有意识到马老师的挽留。而她的关心也是以后多少年才体会出来。

转学到了秦川子校，班主任是屠雪明，她大学毕业，在厂里先做了技术员，后来派到子校任化学老师。上海或江苏人，人如其名，雪白的肤色，穿着得体时髦，一口江浙口音的普通话，非常好听。问题是她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发火，百分之五十的时间都在整顿纪律。一些学生太调皮捣蛋，她爱生气，常涨的脸通红，高尖的嗓音在教室顶上回荡，而那些故意逗她发脾气的学生还在底下嘻皮笑脸，满不在乎。秦川子校的学生来自秦川机械厂职工子弟，整个厂是从大连搬来，清一色的东北人，方言十分好听。但是子弟学生们的父母都是双职工，先进工人阶级的子弟也不落后，他们放学回家后无法无天，为所欲为，时有传出的犯罪和下乡知青殴打至死的事情都有。学校风气差，老师无法教课，课堂上一蹋糊涂，难怪那年回湖北老家逗留两月，开学也根本不想回西安。教师的质量也差，尤其是文科方面。因为他们是从技术员或工程师中间选出，虽有知识但却不是搞教育出身，育人方面十分缺乏经验。

在秦川子校这几年没学到什么东西，倒是在逐渐开禁的环境下看了些闲书。大部头的古典小说如《三国演义》和《红楼梦》都是那时候看的。此外，国防厂有钱，子校排演全场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，气派十分大。转到子校前去姐姐那玩看过晚会，被化装后的少女们迷上了。而当时我所在的建中则排演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的片段。那可是真正的芭蕾，因为这些同学都是附近音乐舞蹈学院的子弟。到我转到子校时，样板戏时代已经过去，文艺活动开始搞一些民族音乐舞蹈，班上排《花儿与少年》的歌舞，需要七男七女，腼腆的自己推辞了。过后看到同学上台还有点后悔，否则，不会至今还是笨手笨脚的。

在秦川子校交识了一些朋友，大多是班干部们。当时秦川厂还驻有军代表，他们的子弟绝对都是班干部。因为喜欢画画，与任宣传委员的同学谈的来。但不久，他父亲离开厂回部队，我就接替他做宣传委员。学习委员的父亲是团级干部，最后走，交往较长。后来听说复员回到天津，恢复高考时与我同时考上了大学。当时的班长同我相似，也是来到姐姐在秦川厂工作的子校借读。他四方脸庞，浓眉大眼，英俊高大，下乡后我们一帮同学还到他家里去看过他。那时据说他有了一个女朋友，大家都想去一睹芳容，看看这位小姐够不够资格做班长将来的老婆。但是那天只见到他寡居的母亲，他母亲不喜欢这为姑娘，所以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成。毕业后，大家各奔东西，要好的朋友下乡后头两年还互相走走，慢慢就都失去联系了。

文革时期军人相对有优厚的待遇，他们子弟也带来外面的世界和其他城市的见闻。初中和高中转校前后班上都有一些军人子弟，也与他们有所交往。这些影响也许无形中在长久闭塞的心田里种下了穷则思变的萌芽，这样在今后几年内，总存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，一心改变处境的渴望，而当机会来了的时候，就能立刻去发奋争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