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谱

春节期间给住在洛城的远房伯父打电话拜年，说起一些事情。伯父过了年就九十有五，然而他身体十分硬朗，精神矍烁，声音洪亮，耳聪目明，头脑清晰，谈笑风生。伯母说他性格开朗，乐观豁达，毫无忧虑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每天还在写毛笔字，练习书法。字如其人，其健也如人，没有丝毫颤抖。1997年去洛城探望他赠送了几篇毛笔字，内有长长的《出师表》和《后出师表》，行书秀丽洒脱，楷书工整硬朗，非常漂亮。论起“耕读为本，诗礼传家”的传统，三伯也算是一个族内的典范。

手里有一本家谱，前两天翻来研究了一番。因不见三伯大名，于是在电话里问起。他大约出去早，并不记得自己幼时起的大名，直到问清楚他父亲的大名，才查到了他的名字。我戏称，难怪他高寿，原来他名字里有一个寿字。说起家谱，他十分感兴趣，顺口就说出了宗族字派的五言绝句：“曾孝能怡志，卜闻务敬恭。敦行以垂教，历代笃予宗。”这一首绝句共二十个字，从第十三世启用，一共二十代。伯父与父亲大名里都有一个务字，他们同属二十世孙，同出一个高祖父。

过去一个家族世世代代住在一个村庄，皆是同宗弟兄叔侄。字派用来起名，目的是为了长幼有序，辈分清楚。家谱在一九九五年续订时又续二十字派：“承先光祖德，纯真兆吉祥。廉明延世泽，正义振家邦。”看的出这两首宗族字派的五言绝句本身也是劝进光宗的诗。但是，百年前的社会的变革后，国家不再是封建制，子孙们一旦离开家乡，便不受宗祠的限制。再说，大名只在非常正式的场合用，平日常用“字”或者“号”，因为他们更有个性和特点。到了文革期间，宗族被作为封建余毒被铲除，连老家的孩子们都没有从字派。如今现代社会，人们居住在城市，人口到处流动，如同其他人一样，起名随父母心仪和社会时尚。甚至在百家同姓的老家，有多少人去祠堂拜祖，生孩子按字派起名，都不得而知了。

手中族谱为一九九五年家乡父老修订，年代虽近，然古色古香，宣纸丝线装本。有趣的它竟然是活字墨印，本身就像文物一般。共两本，一本为卷首，内有早期谱系和历次谱序，既论族谱宗嗣之重，又记祖先来龙去脉，为当时族中名人才子撰写，文辞甚好。另一卷为自十三世以来本家谱系。从中基本把祖先来龙去脉摸清了大概，也把洛城三伯的关系搞清楚了。

撇下早的时代不言，只说大约在明朝初期，官一公携九子从江西迁湖北麻城，至洪武年间迁移孝感老家，传至十七世高祖，从乾隆年间至今已近三百年。曾祖是高祖长子，单传祖父。祖父生六子，父亲老五，但排行第七。说起这排行，要从曾祖谈起。曾祖堂兄弟三人，我们称谓曾祖、二堂曾祖、三堂曾祖。曾祖们的下一代一共四子，按称谓依次是祖父、二堂祖、三堂祖和四堂祖，但按当地习惯依次称爹爹、二爹、三爹、四爹，老人讲家世时还称为大房、二房、三房、四房。大约父辈出世时，这堂兄弟四人仍算一家，男儿按出生年月顺序派行，一共十个子弟：大伯、二伯、三伯、五伯、父亲、九叔出自祖父，四伯、六伯、八叔、幺叔出自四爹。二爹是二曾堂祖之子，三爹和四爹是三堂曾祖之子。继续往上追溯，高祖兄弟四人，依次为高祖、二堂高祖、三堂高祖等等。到了父辈出生时，高祖辈已各自为家。三堂高祖的重孙辈中，洛城的三伯排行第三。

家谱是自己寻根追源的线索。即使是在西方，因为官方的出生记录完整，家谱其实保存地非常好，能够上索到很远的世代。听朋友讲，政府档案馆都有他们的家谱，上网就可以查到自己的祖先。其实这并不难，各州政府有出生注册记录，上有父母大名，往上偱不难查出。只是这里是强调个人社会，你是某人的后代一点儿也不说明什么。这在国内现在也是如此，如今世袭的封建余孽已经荡除，家族的关系自然就淡忘了。

家谱毕竟还与中华文化相关。论及族谱，九五年《第四次续谱序言》说，『司马迁作史记以提历史之纲， 欧阳修作龙冈阡表以挈先世之序。祖宗虽远，不能不继其先声；年代虽遥，不能使其淹没。（古）有名言训诰，何能置之罔闻？…先人明敏，虑及无礼仪则上下乱，无派序则伦常紊，自徙居孝感后，由十三世起派。』并叹续谱在此盛世之时得以成行：『幸此际，国运兴隆，文明盛世，感动后裔顿起水源木本之念，倡议续谱，喜各支贤达一致拥护，共成盛举。继未来之开端，树千秋之劳绩，启百代之幽光，举族上下，额首相庆。…惟冀我祖在天之灵，佑启后人其祥，长发百世；各支永茂万年，俎豆常新。』论及宗嗣，《祭祖文》说道，『人之有祖，族之有宗，犹木之有本，水之有源也。本固则枝叶茂，渊深则源流远。先祖德隆，则后代昌盛，此常理也。…我族门历代先祖以耕读为本，诗礼传家。族虽大而宗德无废，人虽众而长幼有序，为宇内和祥旺盛悠久文明之家。』

叔父

零四年夏回国，走了一趟云南，绕道保山看望了八十多岁的叔父，至今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生前能拜望他老人家。遗憾的是，叔父倒底是年纪大了，又受病痛的折磨，虽然人看上去还蛮有精神，但是不大想说话，没有谈什么家常，也许在那里多待两天就好了。

叔父住的地方实在太偏僻了。昆明已经够偏的吧，可保山还在它的西面500公里，夸张地说，再跨一步就出国到了缅甸。从昆明到保山，山路险阻，交通十分不变。我们从昆明坐了两个小时飞机到达保山。如果是坐火车或汽车，则要走一夜。

云南高原充满了崇山峻岭，怪不得抗日战争时是大后方。那年从叔父家里出来雇车去大理和丽江，一路行在盘山公路上，旁边净是令人倒吸冷气的悬崖绝壁，怒江和金沙江在万丈谷底轰鸣。事过后想起来都有点儿后怕，全家四口的命都掌握在那位司机的手里。

是爸爸的亲弟弟，小两三岁吧。父亲排行第七，他排行第九，哥哥姐姐都管叔父叫“父”，又称“九叔”。他成家时，爷爷已经过世，很多事情是父亲、母亲安排照顾的，他们结婚的新床被都是母亲做的。

母亲说叔父是跟着师傅学徒去的云南，先是做药房，后来也行医。从长江流域的富饶江土迁移到怒江江畔的边陲小城，简直就像是流放。可惜有些问题当时没有问老人家，不知老人有何感想。他们世代就扎根在那里，后来他的孙女读了昆明医学院研究生院，接了爷爷的班更上一层楼。

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弟兄两家几乎就没有什么走动。那时人们只要不是夫妻两地分居的，根本没有探亲假。再说当时的交通实在不方便，仅仅单程火车加汽车至少要三天三夜的路程。直到八十年代叔父退休了，他才有时间在某一年着实转了半个中国，到各地探望亲人，了却多年的夙愿。

那年我在武汉读书，暑假回家碰上他正在西安，他沿石首-孝感-大同-西安等地绕了一大圈。记得我当时正为严重的脚气困扰，药物不起作用，已经在湿热炎夏开始溃烂，他告诉我要将药膏在脚上摩擦，后来果然有效果。

叔父字写的好，我记得那年买了把白扇子，让他题写了一首诗词在上面留做纪念。他里有不少墨水，谈诗论辞话就多起来。他对那幅 “五百里滇池，奔来眼底” 的天下第一长联非常喜欢，从头到尾背给我听。后来在昆明时，侄女陪我们去看了滇池和大观楼，特别仔仔细细看那上面的字。大观楼并不雄伟，但长联真是好意境。

如今的自己，处境竟与当年的叔叔很类似。远居海外，住在也可以称为边陲的小城，甚至离边境也不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