环县

上了大学两年，家里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空间，嫌它太小。邻里街坊人人事事也与自己的思想格格不入，因为这里已经完全不是自己的世界。再说，自母亲去世后，家的概念对我来说已经很不同了。而当父亲远在西郊住下，三姐于头一年前成家，这里其实就是哥哥嫂嫂一家子，他们已经很习惯我不在家。所以每个周末从师大回家，我像一只蜻蜓东停一会，西停一会，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属于，哪儿都无法脚踏实地。就这样，那几年在大姐、哥哥、三姐他们三家来回串。

因此大二放暑假时，下决心不能像去年那样待在西安，要到外面去做点有益的事情。写信征得了二姐的同意，说是到她那里去避暑，说那里安静，可以好读点书。于是在七月一个很酷热的一天，坐上汽车，长途跋涉，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，只记得转过盘山公路时，看到山洞里坐、卧的佛像，还问同路人什么时候经过水帘洞。颠簸了一天，终于到了二姐家。

二姐一家四口住在偏远的甘肃环县，姐夫在县委工作，姐姐在环县中学教书，他们夫妇俩兰大毕业后实际上是下放到了穷僻山沟。环县在庆阳市（那时还是地区）的西北部，如果说甘肃像一条鱼的话，庆阳就像鱼头上的冠，镶嵌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里。庆阳不属于富饶的河西走廊，它其实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。如果不是庆阳出石油的话，不知还会有什么人会到这里来。今天其实看来环县并不远，211号国道从西安直达环县，开车大概四个小时就能到吧。

环县真是穷水恶水，四面都是崇山峻岭，站在宿舍前能看到深深的山沟里流过的环江，泛着白浆，那是盐碱，因此江水既不能浇灌，更不能饮用，眼看着它白白从这里流过，吃水只能从几十丈的水井里打水。听母亲讲过这里的水如何如何苦涩，炒菜的油多么多么无味，忧愁着二姐的苦难生活。也许是有思想准备，也许这两年大学里的玉米面糊糊天天喝惯了，也许环县的水质和油质已经比母亲来过的时候有改善，也许是我的注意力不在生活，当时倒并没有觉得生活多么难过。

二姐安排我住在一个暑假回家了的老师的宿舍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，早晨跟着收音机学一会儿日语，然后就温习读英文和数学。我也不知道学日语有什么用，只是想多会一门外语有好处，那时候会多门外语是社会上崇尚的学风。其实，语言是个文化和知识的交流媒介，没有环境自然就会消退，何况从一张白纸开始。这种闭门读书学外语的方法，现在看来完全是耽误青春。当然，我也会因地自娱，那位老师有架手风琴留在房间里，我时常拿起来摆弄，弹点自己会的曲子。不会和声和伴奏，就随便按按那些小黑键伴奏，听起来自己还挺满意。后来才觉得，我带着满腹计划，其实最后也是空空回到西安。学习上没有所得，二姐也观察出来了。

环县是个避暑的好地方，来到这里确实躲避了西安的炎夏。这里，有那么一点高原感觉，白天的太阳有点烤人，但是一落山就凉风习习，十分宜人。记得在那里一天晚上看过一场露天电影，放映的是《红雨》，一个文革期间少年赤脚医生的故事。我看的津津有味，还十分欣赏傅庚辰作曲的几首插曲，有着豫剧曲调的民歌风，大概与我喜欢听《朝阳沟》有关系。二姐在一旁，偶然评论几句，显然她看出了电影的拙劣水平。我记得有一句，“那个演红雨的孩子，简直像个木偶”。

因为放假，学校里留守的老师少，更没见过什么学生，加上本来腼腆，不爱与人打交道，所以环县之行的其他的事情没有多少印象留下来。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两个小外甥。他们不愧为山里的孩子，十分淳朴可爱，外甥女小燕的笑声朗朗，不仅对她的弟弟，对我这个也像孩子样的舅舅都很有感染力，让我觉得她是个很快乐的孩子。才四五岁的铁蛋，一双大眼睛安在总是憨态可掬的笑脸上，遇事他居然能笑弯了腰。记得有一天带着他们到学校外面的山坡上转了转，他们可以因为一根小草或一个小石头或者舅舅一句普通的话，哈哈哈笑个不停。

到了自己抚养过小孩子后才知道，那个时候有这么两个小孩子，二姐他们的家务是多么繁忙。我这个半大的呆子的到来，给他们肯定添了很多麻烦。感谢他们，我在环县中学度过了一个愉快、安静、然而是非常自由自在的暑假。在那段没有家的日子，二姐给我提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条件，我可以随意做自己计划要做的事情，我躲过了西安的炎热，满意地在小屋里清高了一段时间，我其实是很有收获地回到西安。

礼泉

看到二姐夫写的《追寻遥远的记忆》，一下就被前面几段乡土气息浓厚的的生活抓住了。我生长在城市，然而与农村和乡土气息的生活有特别的感情，这不仅仅是童年生活的家属院后面就是农村，在鸡鸣和狗叫声中长大，到他们的地里去挖过野菜，更是因为数次回家乡留下美好的乡村记忆，也包括去过礼泉的那一次。

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，记忆也是相当遥远了。记得我的使命是买两只母鸡回来，准备给要生老三的大姐坐月子用。二姐夫家里兄弟姐妹八九个，按排行我还是叫的出来的。他是老大，当时还在甘肃环县，老二在新疆部队里。来到礼泉，前后带着我的是老三，记得他把我领到家里，院子里坐着父亲，大大长长的脸膛红红的，张着大嘴笑呵呵的样子给我很深的印象。老三是个文艺爱好者，很活跃，能拉二胡会唱歌。在礼泉逗留的几天，他帮我买了两只母鸡，有一天还恰好打到一只甲鱼，说送给我带回去。当时天热，他把甲鱼放在地窖里凉着，不让坏掉。

乡村的事情对一个城市娃都是新鲜的。老母亲烙的石头馍很特别，是干蹦脆的饼子，上面坑坑洼洼都是鹅卵石印。记得老四吃面顶一只海碗，里面盛的面条，地上只有四个碟子：一碟盐、一碟酱油、一碟醋、还有一碟辣椒面。隐约记得快收工时，从外面挎着一个篮子回来的少年，说这是老六，割猪草回来了。老五与我年龄相近，印象上很皮。有一天跟着他到河边去玩，我当时还不会游泳，不敢下水，只看着他们和一帮子男孩子们光着腚扑通扑通跳到河里。他们尽情的狗刨了一阵，凉快够了就上得岸来，也不穿衣服，抓起地上的泥巴在屁股前后抹一通。老五浑身是泥，咧着嘴笑的泥猴样子，定格在我礼泉之行的屏幕上。

这样，我带着两只母鸡和甲鱼回西安时，还超额完成了任务。那两只母鸡还有个小插曲。两只母鸡都很大，从集市上买来的。记得一只是青年黄母鸡，肉质非常好，还下了蛋，另一只是黑色的老母鸡，买回来暂时将他们放在厨房里。一天，大姐夫觉得裤裆里怎么痒痒的，翻开一看，裤衩里密密麻麻爬着许多小虫子。赶紧寻源，结果发现厨房里有大队人马，连火柴盒都像一个小兵营。最后查到那只老母鸡，原来是它身上的寄生虫，赶紧提前杀了炖汤。